《我不是药神》导演:创作者不可能完全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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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雅莉 编辑/郑道森

面前的文牧野穿着黑色T恤,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点疲惫。“我那个时候已经快麻木了。我在剪辑房看了不止1000遍了,带着剪辑师剪了8个月,能有什么感觉?”当被问及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成片的感受时,文牧野脱口而出。

耗时三年的作品第一次展现在大众面前,文牧野比想象中看起来更平静,尽管这是他第一部长片作品,尽管他身上还背负着监制宁浩和徐峥的期待。“我对票房其实没多大预期,一开始我就跟宁导和徐老师说过,我会尽量做到不让你们失望,不让投资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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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一亿多的《我不是药神》当然不会赔钱。豆瓣评分9.0,三天票房破九亿,业内预测票房将超40亿……上一部引起这般全民讨论的电影,还是《战狼2》。

中国社会的细节

破败的街道,昏暗的保健品店,创可贴般的小广告,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影片一开场就构建了一个脏乱差的现实世界。《我不是药神》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印度神油店的老板,在慢粒白血病人吕受益的鼓动下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从此,失意的中年男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能给病人提供低价药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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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有场重要的散伙戏,程勇和吃仿制药的病人吕受益、黄毛等人一起吃火锅。烟雾缭绕中,程勇宣布了自己不再卖仿制药的决定,现实中,文牧野和宁浩则是靠一顿火锅开始了这部电影的合作。

宁浩本来是想自己拍这个故事的。第一次看到《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时,他本以为又是一个催眠的故事,没想到一口气就看完了。半年后,他在做“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时认识了文牧野,就把这个故事交给了他,“他拍的东西都有很多细节。而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只有用准确的细节才能真正触动人,让人觉得有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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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文牧野成了一名北漂。和当年尚未因《疯狂的石头》成名的宁浩一样,他也要靠拍广告赚钱。三年后,他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师从田壮壮。

读研二时,文牧野拍了一部讲述老年人生活的短片《金兰桂芹》,这部短片的灵感源于他有次在大连玩时偶遇的两位老人。当时两名老太太拉住他,不好意思地问他有线电视大厅在哪儿,两人相互推让,磕磕巴巴的对话引起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注意。回去后,文牧野结合自己对姥姥的观察,拍出了反映空巢老人生活的《金兰桂芹》。

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文牧野告诉河豚君,除了主角程勇,片中吕受益的经历也取材于现实。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个病人,在妻子怀孕五个月时查出患病,天天想死,直到他看到孩子落地。“当时他就抓着孩子的手哭了,说我绝对不能死。”文牧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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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拍戏靠的是对现实细腻的观察。《我不是药神》里埋了很多细节,有些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比如医院门口的号贩子;有些是为了营造氛围,比如屠宰场的猪肉上停留的苍蝇;有些是为了体现人物性格,比如发迹后的程勇看的书《做人的资本》。

有些地方,你以为是闲笔,其实也别有深意。比如曹斌给警察局长汇报案情的那场戏,局长掏出烟灰缸提醒曹斌“不要把烟灰洒出来了”。一个苛刻严厉、眼里揉不下沙子的警官形象顿时鲜活起来。

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谁家还没个病人?”

《我不是药神》能引爆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击中了社会情绪。对死亡的恐惧,对医疗体系的怀疑,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但在采访中,河豚君发现,比起探讨社会议题,主创更在意的其实是对人物的塑造。

“你如果只是想传达一个意义的话,观众是听不进去的。必须要把这个故事打磨地非常好看,观众才会敞开心门去听你讲这个道理。”文牧野说。在创作时,他和宁浩其实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因为在选取这个题材之时,社会意义就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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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人物和深挖社会议题其实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创作上,还是会有打架的时刻。《我不是药神》的结尾,程勇被抓,受惠于他的病人们站在路边,上演了一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戏码。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

这种浪漫主义的笔调看似和现实主义气质相悖,但文牧野却并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所谓的‘主义’永远都是电影出来以后,别人给它贴的标签。我作为导演,不管用什么手法,都只想拍真实、好看、能打动人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聚焦》《死亡诗社》……文牧野一口气说了好几部有类似情节的电影。“《聚焦》你看过吧,《聚焦》最后一场戏是电话响起,所有人都开始接电话,又来了一起虐童事件,电影结束。辛德勒不用说了,一辆车走,所有犹太人都在那站着……还有一个叫《死亡诗社》,你看过吗?”文牧野越说越激动,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在《我不是药神》中饰演思慧的演员谭卓说过,文牧野对电影里所有情节都有着准确的记忆。其实,不止《我不是药神》,他对很多电影的情节都如数家珍。这或许源于他对类型片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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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类型化的电影在最后一定会有这么一笔。这一笔要是不给,这个电影就塌了。”在抛出一连串影史经典作品之后,文牧野总结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类型化的作者电影导演。“我基本上是处于类型化稍微多一点,作者化稍微少一点的那个位置。”文牧野打开双臂,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把一只手挪到靠近“类型化”的那一端,“我把自己定位在这儿。”

确实,电影中处处可见类型化的痕迹。谈起和宁浩的合作,文牧野觉得和他在创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只有一个地方让他印象深刻。最开始时,剧本里的程勇和现实中的原型陆勇一样,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文牧野想把他改成一个健康的人。宁浩对这个提议是犹豫的,他认为陆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就是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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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野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动机就是自救和挣钱,最后再救人,这个人物弧光非常小。”文牧野又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如果辛德勒是犹太人,他救犹太人不是应该的吗?只有辛德勒是纳粹,他救犹太人,这个人物的变化才足够漂亮。”聊过后,宁浩想了想,承认他是对的。类型化的人物总是相似的,但人们总会被这些相似的人物所打动。

谁是反派?

谁是反派?走出电影院,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影片中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但对比代表弱势群体的程勇一方,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卖着高价药,贪婪又无情。但药企真的是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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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影里总会有一个‘反派’出口。你得有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人,也得有一个让观众不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他坏。”面对部分来自医药界的质疑和不满,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认这样设计确实有商业层面的考虑,但同时也强调,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医药代表其实并不是反派,而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写了两年半。其中一稿剧本,文牧野把反派设置成了黑社会,宁浩非常怀疑。他就像一面镜子,负责给文牧野提问题,“你真的觉得你头发梳好了吗?你真的觉得你的鞋不需要换换颜色吗?”具体到反派的设计,宁浩一直在追问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会,这就变成打黑的故事了,这事好像不是那么个指向。它最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纠结到最后,结局是重写。“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往下一步推动了。我说还是先停一下,先把这件事搞清楚。”在宁浩的提议下,这稿剧本终究还是没能拍出来。当时文牧野已经写了一年多时间的剧本,非常疲惫。宁浩鼓励他,你有可能创造一个伟大的故事,不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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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那顶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头上。准确地说,是把医药代表设置成了主角的对立面。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中国向来有人命关天的说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可等闲视之。“我们很尊重知识产权。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识产权与人命之间抉择,我可以放弃知识产权。只有打这个点,整个故事才有一种力量,这不仅仅是为了具体层面的戏剧冲突。”宁浩说。在他看来,现在的故事里并没有反派,警察、法官、医药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除了医药代表,影片中另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张长林,也是宁浩建议文牧野把他翻转成“好人”的。张长林前期为了利益,甚至威胁过程勇要告发他,但后期随着境遇的改变,他在审讯室最终没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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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野和宁浩在反派设置问题上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个人气质的不同。正如宁浩所言,文牧野是个有着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认为电影创作者在叙事时,必须要稍微偏向某一立场,“不可能完全中立,完全中立就没有情感代入了,你过分冷静了。”

而宁浩则更旁观,更荒诞一点,“我拍的电影都比较冷,都是把观众放边上,远远地看着这俩人,这仨人,这一堆人。不同的导演最终一定会拍出不同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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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浩无意把自己对荒诞现实的旁观心态注入《我不是药神》中。他反而认为,正是文牧野那种贴近人物、富有感情的写法才会让这个故事更有力量。“宁导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不会要求你变成他的艺术风格。”文牧野说。在创作过程中,他会定期和宁浩开会,每次他和宁浩交流新的进展时,宁浩的反应都是“挺好的”,要么就是“还差几度”。

“比如说我现在要往45度走,他会说你这其实是42度。而不会说,你为什么会42度,这事回去自己想去。镜子,就是能照出来你现在的美丑,但是无法给你整容,也不会逼你化妆。”文牧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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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建筑学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不是药神》有AB两面,以那场重要的火锅散伙戏为转折点,前半段黑色幽默,后半段催人泪下。和用心刻画人物性格一样,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点和泪点,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我觉得电影不只是文学,也是建筑学,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么吸引观众在电影院看两个小时?就是把每个笑点和泪点都打好位置,再反复去验证。”文牧野说。《我不是药神》在散伙戏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钟,文牧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得2~3分钟安排一个小笑点,5分钟安排一个大笑点,穿插进行,就像一条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样。“具体埋了多少个笑点我忘了,你可以算。”文牧野随手选取了电影里几个笑点,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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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笑点来源于前期的剧本围读会。文牧野找了很多喜剧演员坐在一起讨论笑点。他们会对每个笑点打分。如果给到了满分10分,就说明这个笑点太腻了,得谨慎使用。“毕竟还是一个相对严肃的题材,不能让观众觉得是搞笑,而是要让他们觉得是幽默。”文牧野认真地区分起搞笑和幽默,“搞笑是演员自带的,幽默很多时候是靠情节的反差带来的。”如果一个笑点太腻了,他们会想办法把它削弱,甚至删掉。

有些参与剧本围读的喜剧演员也在《我不是药神》中贡献了表演。比如跳钢管舞的酒吧经理,只说了一句“车挡道了,开走开走”的保安,还有影片开头演程勇前妻律师的小角色。这些并不算出名的喜剧演员,一点点描摹出这部电影黑色幽默的底色。

大笑过后,便是沉重,甚至虚无。影片后期的泪点,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点里找到对应。比如刚登场时戴着三层口罩,说着“吃个橘子吧”的吕受益。当他后期生命垂危卧床不起时,“吃个橘子吧”就成了泪点。“你想让观众认真为这些角色痛心,那只能先让观众爱上他们。”文牧野说。

密集的笑点让观众暂时忘却了他们的病人身份,前期的欢笑不过是悲伤结局的序曲。《我不是药神》就像一幢设计精细的建筑,每个情绪点都经过周密排列,影院里有多少人笑,多少人哭,笑了几次,哭了几次,每次的情绪浓度如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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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此精确计算的《我不是药神》,最终却并没有安排一个惊天动地的结局。在剧情急转直下即将变成悲剧的时候,镜头一晃,程勇被封神,获得了“万民景仰”。镜头再一晃,三年过去,程勇出狱,“正版药进医保了”。前期被人视若珍宝的仿制药,转瞬就成了没人买的“那玩意儿”。

一些观众认为这是为了过审,文牧野很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我们国家会变好呢?怎么就不能好了呢?”这位看《请回答1988》时能从第一集哭到第20集的导演,努力想在电影中传递希望,“2002年中国慢粒白血病是30%的存活率,我上字幕的时候是85%,现在已经是95%了,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吗?”

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个浪漫主义的人物传记。尽管现在的大众讨论早已超越电影本身,大量集中在医药体系层面,但它本质上依然是个平民英雄的故事。

河豚君曾问过宁浩导演,如果您来拍这个故事,结局会是怎样?宁浩说,“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存在着特别多正向的、温暖的东西。所以无论交给谁拍,我觉得它都会是一个有正常价值体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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