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子夺嫡”、政商博弈 乐天的戏比三星还精彩

2月28日，韩国国防部与乐天集团签署换地协议，国防部用京畿道南杨州市军用地块等价交换位于庆尚北道星州郡的“乐天天山高尔夫球场”，用于部署“萨德”。乐天集团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中国群众，国内多地出现群众在乐天玛特门口抵制乐天。那么乐天为何愿意冒着生意关张的危险执意让地给政府部署“萨德”呢？这恐怕要从乐天的历史说起......

本文基于乐天集团的中、英文资料，如存在事实性错误，恳请指正。头图为乐天创始人辛格浩次子、乐天现任会长辛东彬

乐天，你是韩国皮囊、日本芯？

1922年，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一小山村，是家中长男，随后几年，家中的另外9兄妹相继出生。

1941年，19岁的辛格浩为了躲避前线兵役，拿着83日元只身踏上了官府到日本的船（当时日本工薪族平均月薪为80-100日元）。同年，辛格浩与第一任妻子卢顺和的女儿辛英子出生。

到日本后，辛格浩以送牛奶为生，同时在早稻田工业高中夜校读化工专业（现：早稻田大学理学系）。为了勤工俭学，辛格浩还在一家当铺打工，当铺老板赏识他，便投资了6万日元让他成立了切削油的工厂。但先后两度建立的工厂都毁于美军轰炸，6万元的启动资金也付诸东流。

1945年日本二战投降后，辛格浩继续留在了日本，并起了日文名“重光武雄”。次年，辛格浩再次创业，在东京成立“光特殊化学研究所”，生产肥皂、发蜡等化工产品。战后的日本急需生活用品，辛格浩的生意不错，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还清了6万元债务，还附赠了一处房产。

赚下第一桶金的辛格浩看中驻日美军带来的口香糖生意，于1948年成立了一间拥有10名员工的公司——乐天有限公司，公司名“乐天（Lotte）”取自歌德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角色Char lotte。乐天口香糖擅长营销策略，很快就在日本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成为了首批做电视节目赞助的企业之一。

60年代初期，辛格浩已将乐天的业务从口香糖扩大至饼干、巧克力、冰激凌、蛋糕等零食产业，成为两大巨头明治制果、森永乳业竞争对手。

（明治巧克力）

乐天在日本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除了因为辛格浩勤奋、商业嗅觉敏锐外，他的第二任、日本妻子重光初子的背景同样举足轻重。

1998年《辛格浩的秘密》一书在韩国出版，书中提到辛格浩的妻子重光初子是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的侄女，重光葵1950年假释后，重新得到日本政府重用，再次任职为外务大臣，辛格浩凭这层关系顺利跻身日本政界、商界高层。

这种说法在韩国民间广为流传，乐天一直没有对外否认过，直到2015年乐天陷入内斗危机，传闻被再度提及，乐天才不痛不痒地否认说“重光初子本姓竹森，不是重光葵的侄女”。

但外界认为甥舅本就不同姓，并指出辛格浩次子辛东彬1985年举行婚礼时，日本政界、商界大佬纷纷出席，其中甚至有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连儿媳妇也是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介绍的——日本顶尖综合建设公司大成建设副会长淡河义正之女淡河真奈美。后来乐天上演“二子夺嫡”的戏码时，也被《日本经济》称为“重光家族之乱”。

辛格浩的“重光”背景几乎算是坐实了，那么乐天在日本的发展自然少不了这层关系的帮助。后来，辛格浩又将这一切复制到了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不算官商勾结？乐天在韩国的壮大之路

时代造英雄，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辛格浩在战后的日本巧遇商机，白手起家，再依靠政商关系将资产迅速膨胀。后来乐天回到韩国发展，赶上韩国百废待兴，而此时的辛格浩已不是一个负债6万日元的毛头小子，他也更加懂得如何借助政府的东风，助自己的商业帝国一臂之力。

韩国用30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创造“汉江奇迹”，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关重要。韩国学者林炳润曾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财阀与韩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相互滋养，相互依存。

二战后，日本在韩国留下的企业、土地、建筑等财产占到韩国财富总量的30%。1948年，李承晚政府成立后将这些日属资产几乎无偿地分配给支持他的私有企业，这些私企依靠政府的“特惠扶持”与美国的经济资助，逐渐有了财阀的雏形。

在日本的辛格浩虽未在战后立刻回韩国，但也积极开始在韩国市场的布局。1958年，乐天在韩国建造工厂生产口香糖、方便面等产品供给韩国本土市场。

1961年，朴正熙（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推翻李承晚政府，上台后将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继续向大企业提供外汇和低息贷款，对于需要大量投资的产业，政府还制定了准入门槛，确保行业内大企业的垄断地位。韩国当前的几大财阀，几乎都是朴正熙那时一手打造出来的，其中也包括乐天集团。

（朴槿惠与朴正熙）

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一方面朴正熙希望吸引辛格浩带外资回到韩国发展，另一方面辛格浩也看准了韩国市场，决定全面进军韩国。于是在1967年，辛格浩将在日本最成功的零食产业搬到韩国，成立韩国乐天制果。

然而好景不长，当时正值朝韩冷战，韩国政府希望乐天来发展国防工业，帮助壮大韩国的军事力量。但出于风险考量，辛格浩拒绝了政府的要求，乐天制果的发展因此受到了不少阻力，直到后来朴正熙直接出面干预，危机才得以解决。同时，辛格浩也向政府稍作妥协，同意将乐天的运营中心搬到韩国。

1970年，辛格浩意外接到了总统朴正熙的电话，希望他接手重建因赤字濒临破产的半岛酒店，半岛酒店为日本工业家野口遵所建，是当时韩国唯一有能力接待外宾的酒店。辛格浩碍于不了解酒店业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飞往世界一流酒店亲身体验。

1973年，乐天制果生产的口香糖中被查出铁粉，被要求停产3个月，这次的事件加快了辛格浩接手半岛酒店。

为解决工厂被勒令停产的危机，辛格浩在韩国驻日大使李厚洛的陪同下飞回韩国，同时在青瓦台的朴正熙也准备好了为辛格浩接风。辛格浩下飞机直奔青瓦台，一见到朴正熙便大吐苦水，“乐天制果已控制了日本市场并正在向东南亚等地出口，怎么能在自己祖国遭受这样的待遇？”朴正熙立刻指示李厚洛，“了解情况后解决一下”。

辛格浩与朴正熙的这次面谈，让乐天制果顺利解除危机，并接盘半岛酒店。从这时开始，辛格浩加大了在韩投资规模，约为50亿美元，乐天逐渐从制果公司发展为横跨多个产业的大型财团。

经过5年的筹建，半岛酒店最终被乐天重建为当时韩国最高规格的乐天酒店，这其中也少不了韩国政府的帮助，其中包括包括：

国务总理金钟泌曾将首尔市市长、城市计划局局长叫到办公室，要求他们要不遗余力地支持乐天酒店建设工作；

1974年，半岛酒店的出售竞拍也如走过场一般，乐天单独投票，并仅以41.98亿韩元夺标；

半岛酒店旁的国立图书馆也在朴正熙的指示下，被乐天收入囊中；

在购买以中国餐厅“雅叙园”为代表的私有土地上，小公洞洞长亲自出面帮助说服居民等等。

（首尔半岛酒店）

这种在如今看来是“官商勾结”的行为，却是当时韩国为发展本国经济使用的常规手段。70年代中期，韩国出现“重工业化”浪潮，政府再次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韩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扶植了新一代财阀的成长。

如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可以说是政府与各大财阀共同打造的，政治和商业的边界有时难分你我，造成这个结果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国政府的施政方针历来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乐天在韩国的产业也随着韩国经济发展逐渐扩展到零售、石化、金融等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末超过日本乐天销售额。辛格浩也开始日韩两国跑，单数月在韩国、双数月在日本。2013年时，韩国乐天的销售总额是日本乐天的20倍，当年韩国乐天拥有74家子公司，跻身韩国第五大企业。

乐天水逆到现在，都因有财阀企业的老毛病？

韩国特殊的官商关系，打造了韩国特有的财阀企业，很多外国人戏称韩国为“韩国株式会社”。

上世纪80年代，按韩国的“反托拉斯法”，“财阀”（Chaebols）的定义是：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共有43家财阀。

但包括乐天在内的这些财阀并不会永远生存在韩国政府的温室中。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一批韩国大企业深陷危机之中，韩国经济也遭受重创。国际货币组织（IMF）随后直接介入韩国改变和调整方案的制定，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变企业结构，直指韩国财阀。

财阀企业的发展被诸多限制，包括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内的55家大企业相继关闭。而乐天在改变中存活下来了，并在20世纪末成为韩国十大财阀之一。曾有人这样形容乐天在韩国的地位：

三星集团也许是韩国最成功的“财阀”，但乐天集团却是韩国最无处不在的“财阀”。这家公司的业务遍布零售、旅游、石化、建筑和金融行业，雇员总数超过11万人。韩国人可以买到乐天巧克力，在乐天影院看电影，在乐天超市购物，用乐天信用卡付钱，然后回到由乐天保险保护的乐天公寓中，韩国人就生活在一个“乐天世界”里。

乐天在20世纪末躲过了金融及改变危机，却在21世纪陷入了内部权力纠纷、贿赂、逃税漏税等丑闻，如今更是被迫卷入了“萨德”政治事件。

在韩国，财阀企业普遍由内部家族控制，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乐天集团也不例外。辛格浩曾经说过：“我相信的只有家族”，他的两个儿子——辛东主、辛东彬也深入参与到乐天集团的运营中。

按照辛格浩的计划，长子辛东主继承日本乐天、次子辛东彬继承韩国乐天，日本乐天为韩国乐天母公司。换言之，长子辛东主是辛格浩的正式继承人。辛格浩曾对媒体说，“我的继承人自然是长子，不论在韩国还是日本，这都是传统”。

但次子辛东彬不仅善于经营，且得“民心”，在2004年时，辛东彬已将韩国乐天的销售额做到了日本乐天的13倍。但优秀的业绩并没有帮助辛东彬成为继承人，同时，迫切的辛东主也在暗中增持韩国乐天——动了弟弟的蛋糕。

（辛东彬）

2015年，“两子夺嫡”正式上演，辛东彬一度罢免了父亲辛格浩的会长职务，保留其“名誉会长”头衔，辛格浩也表示“不会原谅辛东彬”。不过一向支持次子的重光初子，找到了优衣库会长柳井正，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助阵，辛东彬最终赢得了内斗的胜利。

辛东彬的胜利并没有解除乐天集团的外患，兄弟之争引起了韩国民众对乐天“血统”的质疑，认为韩国乐天只是为日本输送利益的冒牌“韩国企业”。

2016年6月，乐天集团发出秘密资金、贿赂、逃税漏税丑闻，传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执政五年期间，乐天资产增长两倍，一直拿不下的项目，也在李明博上台后拿到批文，怀疑双方存在密切关系，乐天成为调查对象。2016年11月，韩国爆出崔顺实“干政门”，乐天再次接受调查。

调查发现：

2013年，朴槿惠曾邀请韩国主要企业集团总裁到青瓦台共进午餐，辛东彬曾位列其中；

2016年2月，朴槿惠分别和SK集团会长、乐天集团会长单独面谈，此后SK、乐天集团向崔顺实实际控制的Mir财阀和K体育财阀分别捐出111亿韩元和49亿韩元。韩国检方怀疑乐天和SK以此为代价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经营权。

整个2016年，乐天总共被查抄搜查10多次，“水逆”指数不输三星。这还不止，去年9月，韩国国防部将乐天集团的星州高尔夫球场确定为“萨德”最终部署地，2月28日，韩国国防部与乐天集团正式签署换地协议。乐天集团因此被国人关注，民间重演了去年抵制肯德基时的行为。

乐天集团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截止2015年12月，乐天已在中国内地24个省份和直辖市开展业务，仅零售领域就有5家百货店、100家大型超市，乐天在中国的商业范围并不小。是什么让乐天决定冒着商业风险也要为“萨德”提供用地。

从上述综合分析：

一是，韩国政府、财阀间历来关系紧密，财阀在必要时刻协助政府是应尽“义务”；

二是，饱受审查、丑闻折磨的乐天，无力在与政府对抗，碍于压力妥协；

而乐天集团某高管对此并没有过多赘述，只说，“所有过程都由政府主导，作为企业，我们没有其他可说明的东西”。